所谓“性格”，是属于社会心理的一个范畴，它是表现在人的态度和行为方面的较为稳定的心理特征。而所谓“湖南人性格”，则是指表现在“湖南人”这个群体身上的态度和行为方面的较为稳定的心理特征。研究湖湘文化，不能不研究湖南人性格及其形成的原因。可是这些年来，我们在研究湖湘文化时，对于这个问题却缺乏系统的研究。因此在本文中，不得不首先对于前人，特别是台湾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做一些简要的介绍，然后再进入本题。

一

　　到底什么是“湖南人性格”？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国内外都有人进行过分析。
　　台湾学者张朋园先生在《湖南文献季刊》第5卷第4期发表的《近代湖南人性格试释》一文中，通过历史文献的综合，对湖南人性格做了分析。他说：关于湖南人的性格，历史上的记载甚多。《史记》说湖南人十分剽悍，《隋书》谓其“劲悍决烈”，是最早有关湘人性格的记载。翻阅湖南地方志，形容湖南人性格的语调，诸如“劲直任气”、“人性劲悍”、“人性悍直”、“民好斗讼”、“率多劲悍”、“其俗慓悍”、“其民尤尚气力”、“其俗好勇”、“好武少文”、“任性刚直”、“赋性习悍”、“刚劲勇悍”、“劲悍尚讼”、“悍直耿朴”、“好勇尚检”……种种评语，不一而足，大多围绕着强悍的性格而言。这些不同的评语，分布全省各州县，几乎无志无之。论者或谓这是志书互相传抄的结果。但在近人的著作中，亦不难发现同样的批评和观点：19世纪60年代布政使李榕（四川人）曾言湘人之“气太强”；90年代，巡抚陈宝箴（直隶人）言湘人“好胜尚气”；湘人皮锡瑞亦有相同的评语，郭嵩焘则直接谓湖南为“愚顽之乡”。民国二十二年（1933）国立清华大学考察团至湘，所得印象与古人的观察无二。该考察团提出的考察报告书说：“一入长沙，即深觉湖南之团结力特别坚强……然同时亦（觉）气量褊狭……吵嘴打架，殆属常事，民风慓悍殆即以此。”综合言之，湖南人个性坚强，凡事认定一个目标，勇往直前，不计成败，不计利害，不屑更改，是一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在中华民族之中，自成一地区性的性格。此种性格，由来已久，稳定而少变化；与心理学家的国民性定义是相吻合的①。
　　张朋园先生引用的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人对于湖南人性格的描写，都是有充分的史料根据的，对于自己文章中引用的每一句话，都注明了出处。如果说，张先生将国人对于湖南人性格的论述，基本上都列举出来了的话，那么下面我们还可以列举一些外国人对于湖南人性格的观察。
　　德国人利希霍芬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中，利用他亲自考察的结果，详细描述了中国17个省居民的性格特点。他是德国地质学家，于1861年首次来华，1868~1872年再度来华，后得上海英国商会赞助，在中国内地做了7次考察，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在上述著作中谈到湖南人的特点时说：湖南人，是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此地，尤其是很多的官员也出生在湖南。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加上粗犷、反抗心更是该省居民的性格特征。中国军队的主要兵源来自湖南，相反，在银行业、商业界则看不到湖南人。……他们的贤明、诚实、率直，不仅表现在嘴上，在行动上也是诚恳的。他们维持着中国人中最保守的古老的习惯和信念，重视家庭内的培养，对犯了过错的人所处的惩罚，比未开化的人更严酷。他们极度厌恶对事物马上革新，他们认为那是受外国人影响的缘故。如上所述，湖南不仅中国最优秀的军人大都出于此，而且是政治家的摇篮。近代历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有好几个都出于湖南。
　　利希霍芬还将湖南人与江西人的特征做了比较：“江西人与邻省的湖南人明显不同，几乎没有军事倾向，在小商业方面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掌握着长江中游、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湖南人没有商业精神，而军事精神十分突出。江西人则缺乏军事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发达。”②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湖南人性格，主要是指一种“好胜尚气”、不信邪、不畏强暴的慓悍而倔强的精神。近代湖南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杨毓麟将这种性格称之为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其岸异之处，颇能自振于他省之外”③；这实际上是认为湖南人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张朋园先生认为：“强悍性格所表现的内涵是积极的人生观，是强烈的权威感，是高度的成就需要。”④“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正是积极的人生观、强烈的权威感和高度的成就需要综合作用的表现，也就是强烈的自我意识的集中体现。
　　美国人类学者奥天柏（Ottemberg）氏从血型上将世界人类分为六大型：①欧洲型；②中间型；③湖南型；④印度满洲型；⑤非洲南亚型；⑥太平洋美洲型。奥氏所谓的湖南型，包括日本人、华南人、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系犹太人，其人数当在3亿以上。在民国十年（1921）左右，日本人类学者不愿将日本人列入湖南型之内，正式请求奥氏将湖南型这一名称改为日本型，可是奥氏始终不愿意更改⑤。可见，在奥氏的心目中，湖南人性格在世界上都是可以作为一种类型而独立存有的。

二

　　湖南人这种“好胜尚气”的性格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对此，前人也做过不少的分析。概括起来，大约有以下三种：
　　其一，是地理环境说。张朋园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对此做了概括：自韩愈以来，湖南山川常常受到歌咏，认为山川可以影响到人的性格或气质。韩愈说：“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者岭，中州清淑之气于是乎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必蜿？扶舆，磅礴而郁积，其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虽然是文学家的笔法，显然主张地灵人杰之说。地理学家傅角今因此在其《湖南地理志》中谓“山川清淑，足以影响于人民之精神”。另一位地理学家白眉初在其《中华民国省区全志》中比较各省民性时说：满洲粗豁，直隶沉郁，山西和平，秦陇迟钝，江浙柔靡，江西平庸，武汉狡猾，四川狭隘，广东激烈，云南质素，至于湖南“则多刚正”。虽然白氏没有说出这些不同民性的成因，明显的，他十分强调地理因素与性格有密切的关系。革命志士杨守仁（毓麟）说其乡人之“风气稍近于云贵，而冒险之性，颇同于粤，于湖南与江西，则相似者甚少”。不知是一种巧合，或者是他影响了白眉初，他们的看法是相符的⑥。
　　钱基博先生也是主张地理环境说的。他在《近百年湖南学风》的《导言》中，开篇即说：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⑦。
　　其二，是杂婚血缘说。对此，张朋园先生也有过概括：血缘说认为湖南人之所以有倔强的脾气，是因为不同民族杂婚的结果。自古湖南是蛮夷居住之地，顾炎武说：“诸蛮错处之地，蛮子慓悍乐祸，自汉已然，非可以礼义法制柔也。”似乎因为野蛮不驯，才有强悍的个性。蛮子是一个笼统的名词，说得肯定一点，当指苗瑶而言。传说中“窜三苗于三危”，苗子原居中原地方，因汉人的压迫，南迁荆湖，所以湖南变成了苗子的家乡。由于汉民族人口膨胀，自中原向四方移民。汉人入湖南，不晚于春秋战国时代。谭其骧谓汉唐时湖南已有汉性，可见汉苗杂居由来已久。南迁入湘的汉人，最先虽然与苗人竞争仇视，久而久之，互相通婚，便发生了混血。所以谭其骧谓：“使吾人能得其母系方面材料……则今日湖南人口中，其可确保为纯粹汉族者，恐绝无仅有矣。”谭氏甚至于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实有以致之。”西方传教士遭受湖南人反对，亦说湖南人血液中有苗族成分，所以才形成强悍的性格。最近有一位湖南人谓其乡人之被称为“骡子”，名副其实的，“骡子就是杂种”的含义；汉人与苗人通婚，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
　　如果说，以上是讲的不同民族之间杂交的话，那么李少陵在《江西老表与湖南骡子》一文中，则主要是讲不同地域之间移民的杂交。具体说来，是指江西向湖南的移民与湖南本地土著民众的杂交。他指出，历史上江西向湖南有三次大的移民。第一次是明洪武初年，第二次是清兵入关初期，第三次是咸丰初年。“湖南人虽是大半由江西迁来，可是湖南原有的土著，仍有不少。这些土著，就是苗人。……因此，我敢于武断的说一句话，我们的爸爸的爸爸……的爸，仍然是三苗。换句话说，我们血统便是三苗的血统，由于江西人——大半是中原人迁入湖南，这些江西人和苗子恋爱起来，便产生了今日的湖南人。……湖南人千万不要骂我，说我们是苗人的后裔，有伤尊严，可是我要再进一步说湖南人是苗人和汉人交配的‘杂种’。”“湖南不产骡子，可是外省人称湖南人为湖南骡子，而湖南人听惯了，也常常以骡子自居，因为骡子有任重道远的美德，人家如此称我，不是赞美我吗？事实上，湖南人也确有一种刻苦耐劳任重道远的美德，这是无可否认的。”⑧
　　其三，是经济政治因素说。张朋园先生认为，血统说近年来受到心理学家的驳斥，似难成立。苗民性格柔弱，历史上鲜有表现，湖南人之慓悍个性似与苗民无关。山川地理说，在某种程度内应该加以承认，因为人类的历史常常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人为历史的重心，其性格必与地理因素有关。“但是地理因素并非湖南人性格形成的惟一原因。西南山区（云南、贵州）之民，其性格固然与湘人有相近之处，但强悍的知名度，则远不如湖南人。进一步考虑，湖南人的性格当有其他成因。从历史的发展看，经济因素及抗拒外来的压力似有相当关系。”
　　从这一观点出发，张朋园也注意到了移民问题，但是他不像李少陵那样强调移民与本地土著居民之间的血缘杂交，而是注重移民者与土著居民之间的经济冲突。他说，古来湖南是一个移民区。谚云：“湖南熟，天下足”；湖南具有优厚的生存条件，其吸引移民是很自然的。然移入者与土著间的冲突，尤其是经济利害问题，在所难免。明清两代，中国人口压力上升，他省居民之迁移入湘者，何止百千倍于往昔。原先每家可以拥有五十至百亩之土地，18世纪末已减少到十数亩。显示大量移民的结果，斗争激烈，生存不易。明清之移民大多来自江西。江西人为入侵者，当然遭到土著的抗拒，因此械斗之风盛行于移民州县，此在地方志中斑斑可考。土著仇视江西移民，直至太平天国之乱无任何改变。太平军屠戮残杀，土著才与江西移民联合抵抗，双方的仇视才因此泯除，弃仇视而为“老表”。

　　当代湖南著名史学家林增平先生也是主张移民说的。他在《近代湖湘文化试探》一文中说：“近代湖南赢得‘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声誉，就主要是清初起进入湖南的移民，经数代的繁衍生息使湖南经济和文教获得发展的结果，而氤氲绵延、潜滋暗长地导致这个结果的精神支柱，则是在清初起移入境内的新居民中逐渐形成的习惯和风气。”⑨
　　从政治方面来说，则与湘军的兴起和影响不无关系。张朋园说，湘军给了湖南人高度的荣誉感、成就感与使命感。他们能将雄据金陵的“异教徒”消灭，这是何等的成就与荣誉；他们能将儒家的文化传统完整的保存而获得“同治中兴”，又是何等的成就与荣誉。因此而建立起来的“国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又是何等的坚强。19世纪中叶以后，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濒临被瓜分的边缘。湖南人的感受不亚于其他省份。他们坚强救国的意志在湘军的余绪下再度高涨起来。湖南的新政运动，可说是使命感与成就感敦促下的产物；而谭嗣同的从容就义，再度使湖南人的性格发挥到了顶点。到了辛亥革命，湖南人的使命感与成就感则在黄兴和蔡锷身上得到了典型表现。所以清华大学考察团在该团的考察报告书中，对此做了极高的评价：“惟其性狭，故能有坚强之反抗力，决不逆来顺受；惟其讲求气节，故不皆靦颜事仇，而视死如归。‘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盖风气刚劲，自古已然，此种精神，如能持久，光荣的将来，非湖南人莫属。”
　　以上我们介绍了有关湖南人性格形成原因的三种主要观点。其实，这种原因还可以从多方面进行探讨。这里，我想从民俗学的角度补充一点看法：即湖南人性格的形成与其饮食习惯，特别是爱吃辣椒，也是不无关系的。
　　关于这一点，当代一些论者已经有所论述。例如，符中士先生的《吃的自由》一书中，有一篇《不吃辣椒不革命》的文章，就对吃辣椒与湖南人的性格的关系做了生动的描述：辣椒实在是妙。几条入口，就会舌头发麻，张嘴咝咝吸气。再吃几条之后，浑身大汗淋漓，血脉通畅意气飞扬。因为生活太平淡而厌世的人，有了辣椒的刺激生活变得丰富多彩，也会绽开笑脸。征服欲强的人，征服社会征服自然没有能力，征服萝卜白菜又不够意思，辣椒勇猛暴烈而不会反抗，是最理想的征服对象。一向自卑人的，其他方面皆不如人，有了辣过人家的优势，就足以自慰了。
　　嗜吃辣椒的地区，主要是川、湘、滇、黔等省……都是吃辣椒，吃法却不一样。四川人习惯辣椒加花辣。又麻又辣，俗称麻辣。云南人喜欢把辣椒炸焦，炸出一股香味，叫做糊辣。贵州人往往把辣椒腌渍浸泡使之发酸，称为酸辣。湖南人大都不事加工，就吃辣椒的本来面目。比起来，还是湖南人辣得本色，辣得纯正，辣得足实。
　　台湾有位著名哲学家张起钧先生，写了一本在世界上都有点影响的《烹饪原理》。书中说：“到了湖南，看到湖南人辣椒做的好香。尝尝吧，愈尝愈勇敢。”不愧为著名哲学家，一尝就尝出了辣椒能够使人愈尝愈勇敢的奥秘。
　　长期大量吃辣椒，人自然会要勇敢刚烈。勇敢刚烈的程度，似乎与吃辣的辣度成正比。视辣如命的湘中山民，比辣得温和的湘北湖区农民，火气就足得多。这种辣椒培养出来的民风，又进而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好斗。七斗八斗。就斗出了解放以前多如牛毛的湘西土匪，同时也斗出了近代广为流传的“无湘不成军”之说。
　　清代以前，湖南这块土地上，几乎没有出过历史名人。从晚清开始，也就是在湖南人开始吃辣椒，而且吃得比较成熟以后，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程潜、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胡耀邦……一代又一代不可胜数的杰出人物，以及以这些人物为首的政治家、军事家群体，就像雨后春笋，崛起于三湘大地，使中国的近代史，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转折，一步步推动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
　　这些杰出人物和群体的成功，有许许多多的原因。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辣椒培养了他们勇敢顽强的奋斗精神。
　　毛泽东说：“不吃辣椒不革命”⑩，信然。
　　如果说，符中士是以文人的笔调，形象地写出了吃辣椒与湖南人性格形成的关系的话，那么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陈晋则从文化学的角度，用“湖南辣椒”对湖南人的性格特点进行了分析。他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书中，曾以“湖南辣椒”与“绍兴黄酒”为喻，比较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性格：周恩来遇事不走极端，在党内分歧中易采取调和态度（对敌斗争他始终是旗帜鲜明的），自然有其民主、宽容、冷静、求实的积极意义，但也应看到，在某些情况下这一态度也有其不积极的效果。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后，较少旗帜鲜明地公开地坚持一些正确的主张，特别是这些正确的主张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和反对的时候。个性意志较强的毛泽东则与此相反。在革命队伍里，他的主张越是遭到反对和批评，他本人越是受到排挤，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他越是要坚持到底，努力去做，绝不依势随便认错或迁就，不依照别人的在他看来是错误的指令去干违心的事。……周恩来不像毛泽东那样善于从宏视上思考一些大的战略方针问题，气魄和胆力稍逊一筹，不可能超脱（他的工作岗位也不可能超脱）。于是，在工作风格上，毛泽东偏于豪放粗犷，善主决断，善于为人们提供思想，打开思路，确立原则，正像安•路•斯特郎所说的那样：“他的方法是那种使人产生思想并投身于思想的创造以及从讨论中学习的哲学家和教师的方法。”而周恩来则偏于精细具体。在生活的个性情趣上，一个似乎是“湖南辣椒”，一个似乎是“绍兴黄酒”⑾。
　　辣椒又名番辣，这个名字就说明它原来并不生长在中国。史料记载，辣椒是在明朝末年，由海路从美洲的秘鲁、墨西哥传入中国的。可见，辣椒传入中国的时间还只有三四百年。由于辣椒原产于热带，所以其性喜温暖，只适宜于在南方栽培。古人称南方为“瘴疠之地”、“卑湿之地”。这些地方，夏季炎热潮湿，冬季寒冷干燥，对人的健康不利。所以《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谈到汉文帝疏远贾谊，将他任命为长沙王太傅时说：“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又以适（谪）去，意不自得。”贾谊的时代还没有辣椒，为了抵御潮湿，他便饮用一种“松醪酒”。对此，古诗中曾有记载。如杜牧的《送薛种游湖南》说：“贾傅松醪酒，秋来美更香。怜君片云思，一去绕潇湘。”李商隐在《潭州》诗中也提到此酒：“潭州官舍幕楼空，今古无端入望中。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陶公战舰空滩雨，贾傅承尘破庙风。目断故园人不至，松醪一醉与谁同？”松醪酒是用松膏酿的酒。南方多马尾松，所产松香亦称松胶、松脂、《本草经》云：“松脂，味苦温，主……风气，安五脏，除热，久服轻身不老延年。”酒本身就有驱寒去湿的作用，再用松醪浸泡，其药效自然更好。所以湖南人多好饮酒，包括药酒，与所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
　　辣椒也具有驱寒、祛风湿的功效。香港的钟庸先生骗了一套《食疗药物》的书，其中便将辣椒列为食疗药物之一，认为辣椒具有“驱寒除湿，促进食欲，柔和血管，兴奋神经”的功效。其具体作用则表现在以下数方面：
　　辣椒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其种子所含的番椒油，是药用的有效成分，为驱除风寒的药物，具有兴奋神经作用，对由于消化不良所引起的肠脏充气，腹部胀满证候，有治疗及预防的功效。
　　有辣味的辣椒，既有发汗，又能调整或促进人体的排水功能。例如身体由于排汗功能发生障碍，以致体温升高；或是由于身体的排水功能出了问题，肢体皮肤发生肿胀，这类的情状，若是偶然发生的，而不是由于久病所演变的，不妨试用辣椒作为食疗品。因为辣椒的兴奋作用，能刺激汗腺及排水功能，使之恢复正常，于是汗出而体温降，身体的排水功能恢复正常畅通，肢体的肿胀也就消除了。
　　如果精神不振，食欲不畅，肢体沉重，总觉得“周身湿气”的话，用辣椒来佐膳，有振奋精神，促进食欲，驱除湿气的好处。辣椒能促进血液循环，又能柔和血管壁，因而收到避免或减少发生硬化情状之效。是以有些医生认为，经常用适量的辣椒佐膳，对于心脏病有预防作用。
　　辣椒是很好的驱虫剂，对胃肠寄生虫有治疗及预防的功用，儿童们如果愿意吃辣椒的话，不妨给他佐膳，但要注意，每次不宜吃得太多，假如吃得太多，尤其是连辣椒仁一同吃下去，就有可能引起肚子痛。
　　此外，钟先生还指出，辣椒叶有暖胃的功效，用辣椒叶、鸡蛋、生姜滚汤饮，有“止风渴，祛胃寒”的好处；辣椒树的根配合鸡或瘦猪肉煲汤饮用，可以治前列腺炎及老人眼蒙、耳聋等等（12）。可见辣椒一身都是宝。
　　由于辣椒具有驱除风寒的作用，湖南气候潮湿，所以人们开始吃辣椒的时候，主要的目的可能还为了夏能驱湿，冬能御寒。在封建统治时代，广大贫苦群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吃了辣椒，多少可以发挥一点驱湿御寒的作用。据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在《跟随毛泽东长征》一书中记载，当年毛泽东率领红军过雪山时就曾告诉他，爬山前要吃些生姜和辣椒。红军还曾在雪山上用鲜姜辣椒汤抢救伤员。可见，辣椒还曾为革命做过贡献，所以毛泽东说：“不吃辣椒不革命”，也是事出有因的。正是由于辣椒的种种积极作用，所以一经引入湖南，便大受老百姓的欢迎。加之这里又适宜辣椒栽种。供需良性循环，于是使湖南人与辣椒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普遍嗜辣的习俗。
　　由于湖南人性格本来就比较刚烈，有了辣椒刺激神经的作用，精神就更加振奋，火辣辣的性格也就更加鲜明地表现了出现，连说话也有了“辣味”。正如符中士先生在《不吃辣椒不革命》中所说：“外面流传这样一句话：‘宁愿听苏州人吵架，不愿听湖南人说话。’听苏州人吵架，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吴依软语轻柔温婉，好似‘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般。湖南人只要辣口一开，哪怕两口子说悄悄话，也是高腔快调，振聋发聩。”
　　湖南人不仅以爱吃辣椒而闻名遐迩，而且创造出了作为全国八大菜系之一的湘菜，湘菜的品味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辣”得有滋有味。我们今天来讨论湖南的饮食文化，不能不谈到辣椒；而谈咱辣椒又不能不涉及湖南人的性格。这是因为，性格是在一个人的生理素质基础上，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这种社会实践活动，自然就包括了饮食文化的实践；就湖南人来说，更离不开吃辣椒的实践。

　参考文献
（1）（4）（6）张朋园•近代湖南人性格试释•湖南文献季刊.台湾.第5卷第4期
（2）沙莲香•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300~302
（3）杨毓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617
（5）（8）李少陵•江西老表和湖南骡子•湖南文献季刊•台湾•第3卷第1期
（7）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1
（9）湖湘文化论集.上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7
（10）符中士•吃的自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7~9
（11）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335，339
（12）钟庸•食疗药物•第1集•香港得利书局•1984：32~34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